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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的复杂情感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家庭不仅仅提供作家一种创作背景，而且成为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家庭，与作家保持某种特定的情感联系。在理性上，作家对其进行批判；在感性上，作家又对它感到留恋，于是，这便形成了一种矛盾。“家”是巴金与曹禺投入感情最为深刻的地方，也是其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同时它又可以说是一个矛盾而复杂的现代性载体。
巴金通过自己在旧家庭的真实体验和亲身经历，创作了一系列的家庭题材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将旧家庭与封建专制家长作为批判的矛头。在《家》中，对高老太爷的批判显示了巴金的复杂感情。高老太爷代表着封建家长，掌控着高家这样的一个封建旧家庭，他的话就是法律就是圣旨，每个人都必须服从。他掌握着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命运和前途，他说：“我说是对的，哪个敢说不对？我说要怎样做，就要怎样做”。高家相继发生的悲剧，直接间接都与高老太爷有很大的关系。而真正造成这些悲剧的其实是令巴金万分憎恶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家庭，高老太爷只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家庭的代表者。于是，巴金在对高老太爷的批判便显示出了复杂性，巴金反复强调：“我所憎恨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制度。”[3](P443)“在我所有的作品里面我认为有罪的是制度，倘使有人问，是人坏还是制度坏！我的回答自然是‘制度坏’。”[4](P699)可以知道，巴金批判的憎恨的并不是高老太爷，而是他背后或者说是造就高老太爷如此的封建制度。另一个显示巴金复杂感情的则是《家》里的敢于反叛封建旧家庭的觉慧。与觉新相比，觉慧敢与封建家长制的代表——高老太爷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显示了觉慧激进和反叛的性格。但是在高老太爷临终前，觉慧看望祖父的病，祖父对觉慧少有的温和和取消觉民原定的亲事，使觉慧以往对祖父的不满与反抗消失了。觉慧与祖父对话时，眼看祖父的病弱，他对祖父感到愧疚，在这刻也感受出祖父过去对自己的关心，同时也对自己之前的反叛感到了忏悔。在这个时候，可以说祖孙的血缘亲情战胜了外界思想意识之争，流露出觉慧心里的真实感情。其实这也正是巴金对家的复杂感情在《家》这部小说中的体现。他“否定的只是封建家长专制制度，而决不是作为社会细胞的家的存在；… …他憎恶的只是封建家庭造成的兄弟之间的争斗疏远，而不是否定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他鄙弃封建大家庭的坐吃山空、道德败坏的‘败家子’，而对那些无辜的受害者充满着眷念之情。”[5](P343)
理性与感性的矛盾不仅体现在巴金的作品中，许多的作家都存在这样一种矛盾，如前面所说，理智上是批判憎恶的，感情上却又有所留恋的，曹禺同样也有这样的矛盾。
曹禺与巴金一样，都是出身于封建贵族家庭。与巴金不同的是，曹禺是在一种极为沉闷压抑的环境下成长的。这样的环境对曹禺的个性和气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投射在她的作品当中，透露出抑郁与苦闷的气质，具有悲剧的色彩。在《雷雨》、《原野》、《北京人》中的“家”不是温馨的让人留恋向往的栖息处，而是“罪恶的渊薮”、“吃人的封建王国”。《雷雨》中的周家仿佛是个“监狱似的周公馆”，生活在周家的人们不得不忍受着郁闷的重压，直到雷雨来临。《原野》中的焦家阴森可怖，萦绕着焦阎王阴魂，一家三口充满着观念冲突与情感矛盾。《北京人》中的曾家，曹禺在戏剧第一幕这样写道：“士大夫家庭原是个可怕的桎梏，他们的生活一直都郁结不舒，如同古井里的水”。曾公馆对于瑞贞来说无疑是“幽灵似的门庭”，“精神上的樊笼”，“她无时不在极度的压抑中讨生活”。正是旧家的那种无所不在的郁闷和压抑，才使置身其间的人们时常有一种走出家庭的向往和冲动。曹禺的戏剧创作既展示了造成人物悲剧的家族因素，又表现出他对封建旧家庭的复杂感情。作者在批判导致家族悲剧的封建家长的同时又对他们感到同情与怜悯。父子之间既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又有基于血缘的亲情关系，作者既清醒地意识到家族伦理对人的扼杀，又对贵族家庭的生活与传统充满向往。曹禺对家的矛盾感情很大程度是由自己的成长体验造成，他的旧家情怀既影响了他创作基调，一定意义也提供了他戏剧创作的感性基础与灵感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