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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开放之后到八十年代末
到了八十年代，对王光祈的看法有所改善，具有了一定的客观性。李士钊在《关于中国二三十年代音乐教育情况间片段回忆》中写道：“提到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类型……三是以王光祈为代表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和音乐救国的一派。”[3]用到了“科学”一词，不禁让人眼前为之一亮，这是对王光祈看法的一大突破，首次提到音乐救国可实行性，正确性。众所周知，在中国首先要在政治上的定位有所转变，才能在其他领域得到全面理性的评价。希望为王光祈正名的人看到了曙光，廖辅叔在《记王光祈先生》中提到：“特别值得纪念的是他开辟了一片新领域，即有系统的向外国介绍了中国悠久的音乐文化。”[4]研究王光祈的权威学者毕兴和韩立文在《音乐家王光祈生平综述》中写道：“多年来，在历史研究中，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和影响，一些报刊对他偶有提及，但焉语不详，甚至有错讹之处。”[5]对于一个刚刚过世五十多年而且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都乱加书写，不能不说我们音乐界和文化界有多么的不负责，对历史与现实的不负责。当然，还有很多的批评观点，对王光祈在音乐上的改良主义和封建思想一如既往的提及，汪疏和在《中国现代音乐史纲》提到王光祈“礼乐复兴”思想和提倡的“谐和精神”在“客观上替封建复古的主张做了新的解释”[6]。他所批评的“礼乐复兴”思想，是王光祈提倡的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王光祈曾说：“古礼古乐不适于今者，自当淘汰，然礼乐本意则千古不变。”[7]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方面，也是提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不是把所得全部取过来，吸收适合时代发展的，与时俱进的文化，让传统文化适应时代的潮流，为当代所用。
（三）九十年代的十年期间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四川音乐学院为首的音乐机构和音乐人士，进一步整理总结王光祈的著作与思想，尤其是在音乐方面的论述和探索。在中国音协、四川音乐学院、温江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温江召开了《王光祈先生百年诞辰讨论会》，吕骥在《纪念王光祈先生百年诞辰》中写道：“（王光祈的著作)不仅扩大了大家的视野，提高了大家的认识，而且引起了大家进一步思考，如何发展我们民族自己的音乐艺术，成为世界音乐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一个部分，能够鼓舞我国民族精神，继续建成一个闪耀着光辉的东方民族，耸立与世界民族之林。”[8]较之之前的评语有了很大的改善，对王光祈在继承和倡导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做出的贡献给予了肯定。冯文慈和俞玉滋以《我国现代音乐学的奠基人王光祈》[9]为题发表了文章，对王光祈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地位做了充分的肯定。茅原更是在《从王光祈论戏曲音乐谈到他的美学观》中写到：“光祈先生吸收儒家文化中强调音乐教育功能的观点，倒是观点更全面一些。先生即非思想禁锢之后世儒家代表，又非用孔子作敲门砖的军阀政客，乃是发展传统为救中国而奋斗。他的传统又何止孔子一人！那是中外广褒的文化遗产。”[10]这里就对王光祈“复兴礼乐”思想作了很高的评价，不仅认为王光祈为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更是向世界文化遗产的整理出了一份力。当然，对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彻底的改变也是不可能的，冯文慈和俞玉滋在《我国现代音乐学的奠基人王光祈》[9]中“改良主义”再一次出现，把别人不同的思想都认为是错误的，这是一种封建专制的思文。想让这些老人改变自己的观念也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的思文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已定型。再有就是对王光祈“比较音乐学”的观点进行了研究，比如宋祥瑞《王光祈学术阐微》对什么是“比较音乐学”和我们所错认为的“比较音乐学”观点进行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