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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的研究中，社会保护可以说是包含了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的三个大概念，这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救助模式。概括的说，社会保护是对社会救助模式的一种完善，这是一种靠多元化救助形势组合成并且互相补充与支持的理想模式。社会保护的成功形成也是我国反贫困政策不断完善进步的体现。
2、公民身份理论
T•H 马歇尔（Thomas Humphrey Marshall）曾对“公民身份”这一词作出了最具权威的界定。他认为，公民身份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元素。分别是：社会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学者郭忠华坚持，我们不能把有着巨大时空差异的西方的“公民身份”照搬到中国的本土公民身份。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依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去有效地涵化它们，以免发生食洋不化的恶果。
笔者认为，总而言之，公民身份理论就是培养公民有意识地参与到社会政策地制定中去。所有地公民都是有义务地为我们国家地反贫困建设奉献自己地一份绵薄之力。当他们在享受社会政策地福祉时，能够懂得有意识地去回馈社会。这对我们地社会和谐发展有着积极得推动作用。
3、增能理论
“增能”这个词语是Barbare Soloman在1976年所出版的《黑人的增能：被压迫区里的社会工作》首次提出来的。这个词语是由“Empoverment”翻译过来的。所以，这个词还可以被理解为“赋权”亦或是“充权”。意思就是赋予人本身自身的能力，使之可以自助，能够有一定的责任感去回馈社会。
4、精神健康理论
早在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WTO在《宪章》中就阐述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没有疾病不代表就是健康，健康的含义是心理与身体上都没有缺陷。751年后，WTO又提出了一个“道德健康”的概念，即：公民应具备辨别道德是非的能力，绝不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损害他人的利益。
三、城市反贫困社会政策的演进历程：社会救助制度的形式扩展
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从原来单一性、临时性的社会救济向制度化、综合性社会救助的历史转型。其救助管理也逐渐变得更加信息化、科学化、规范化了。本文对社会救助的形势扩展进行了简单的概括和梳理。
（一）临时救济性的社会救助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市民社会、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团体的发育程度有限，慈善事业基本被取缔，政府基本垄断了所有救助工作，几乎成为救助的惟一主体。在建国初期，灾民和失业人员时当时社会救助的主要对席那个。这部分人滞留在城市中造成了当时社会动荡的根源。为此，在1949年到1950年短短的一年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中央关于举行全国救济失业工人运动和筹措救济失业工人基金办法的指示》、《中央关于上海失业工人临时救济的指示》、《中央关于临时救济失业工人问题给中南局并各中央局的指示》、《中央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政务院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中央关于失业救济问题的总结及指示》等指示。
1951年2月26日颁布和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法规，也是中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建立的标志。在当时，政府仍旧采取的是一些临时性的补救措施。比如说全国性的“社会帮困”活动、“送温暖”工程等。当时的社会救助方式比较单一、社会救助力度也不大。
紧接着，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使整个新中国陷入了贫困、饥荒的灾难中。脱贫从而保障广大人民的温饱问题成了最紧迫的时代课题。1966年起的“十年动乱”将国家制定的劳动保险制度和单位弥补的集体福利形式的结合彻底打破。1969年，国家颁布的《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工作中的几项制度的改革意见》规定了“国营企业一律停止提取劳动保险基金”，因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都由企业单位都自承担所有的福利、救助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