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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洋务派，在推行新政方面，刘铭传显然继承了丁日昌的衣钵，但刘铭传的新政却更加系统全面，引人瞩目。
刘铭传认为，欲开发台湾，必先解决岛内物产运出和发展进出口贸易等问题，修建铁路就成为当务之急。刘铭传把铁路视为台湾经济发展的关键，他认为在台湾“若能就基隆开修车路，以达台南，不独全台商务繁兴，且与海防所裨甚大”。为此，刘铭传特向清廷上《拟修铁路创办商务折》，奏请林文源督办台湾铁路事宜，终获清廷批准。自1887年至 1893年耗时6年，建成基隆至新竹90公里的铁路。尽管台北铁路在修造中困难重重，历经曲折，但它是中国人在台湾自建自办的第一条铁路。
刘铭传就任台湾巡抚后，深感“电报关系海防交涉重务”，尤其台湾乃“海外孤悬之地，一旦与内地息息相通，所裨于海疆甚巨”[3]。为此，刘铭传于1886年在台北设立电报总局，铺设两条海底电缆，将台湾与澎湖、台湾与大陆联系起来，加强台湾与大陆的电讯联系。在邮政方面，刘铭传 改革旧的铺递驿站传送法，仿照西欧制度，在台北设立台北邮政总局，任命候补道张文卿为总办，各地设支局，颁布邮政章程，发行官用邮票和民用邮票，计程收费。又将购置的两艘轮船“南通”和”飞捷”作邮船，往来于上海、福州、厦门、香港等埠，传信递物。
铁路、电讯、邮政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台湾的发展和与大陆间的交流，也实现了刘铭传多年来“兴造铁路为网纽，辅之以电线邮政”的理想。
（三）抚垦理番——丁日昌打下基础，刘铭传添砖加瓦
丁日昌注意到侵略者觊觎台湾，多利用内部民族间的矛盾，挑拨离间，甚至作为侵略的借口。他始终相信“民心为海防根本”，以往“台防因专注抚番而分兵散扎”，故他在台期间，深入番社，制订以安抚教化为主的理番政策，积极帮助高山族民发展生产，甚至允许其考取功名。对不配合者，加意抚循，而执意抵抗生事，则痛加剿办。并通饬全台官员，颁布《抚番开山善后章程》二十一款，统一抚番思想。此外，还亲自组织赈灾，增设高山族籍学额，从而缓解了台湾的民族矛盾，发展了当地的文化和经济。
总的来看，丁日昌对台民和少数民族的政策有利于休养生息，也有利于团结对敌。
刘铭传也同样重视抚垦理番，他“三亲绝域，蒙瘴涉险，不骑而徒。彼其不知暇逸哉，其所志者远也”[4]。刘铭传恩威并用，剿抚兼施。恩抚不从，方行威剿，威剿之后，仍归恩抚。如有官吏凌虐番民，汉人夺占番地，均予惩处禁止，绝不偏袒。番人劫杀居民，不听晓谕，则威之以兵。从1885年冬至1886年夏，半年之间招抚400余番社，归化7万余人。1887年春夏之间，后山抚218社，番丁5万余人，前山抚260余社，番丁3.8万余人，田园数十万亩。全台大定后，于是广招福建贫民扩垦，使番众与内地人民共处杂居，逐渐改变他们的习俗，同时改进他们的经济情况，使“耕织自精，货财自殖”。1886年5月设全台抚垦总局，以林文源为总办，下辖南、北、东三路抚垦局，并在各重要番区如大科莰、苏澳、花莲等处，各立抚垦分局。局中有医生、教耕、教读等人员，开义塾，教番人童子读书。另外在台北特设番学堂，供给他们衣食，教以汉文、算术、官话、台语、起居礼仪，并常让他们与汉人接触以起潜移默化的作用。让他们消除疑忌，不以异类自居。这一切都有利于台湾社会的近代化发展，也为台湾防卫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