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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丁日昌与刘铭传治台方略的差异
丁日昌与刘铭传在台湾的防务建设和经济开发上既前后相继、逐步深化，又相互影响、相得益彰。但也因种种原因，二人在治理台湾的过程中，无论是表现在防御策略上，还是反映在治台重点中，其倾向性又有着明显的差异。
（一）治台重点——丁日昌注重民生，刘铭传强调练军
丁日昌始终认为“民心为海防根本，而吏治又为民心根本”，他痛心“闽省牧令留心民事者百中无一”，所以他决心“加意整顿吏治”“否则民心一离百事瓦解”[5]，至于台防就更谈不上了。丁日昌以雷厉之势先后革职查办了彰化知县朱干隆、噶玛兰厅通判洪熙涛、署嘉义知县杨宝吾、何銮等，还有其他文武官员或被贬，或被罢，当时台湾总共不过二府八县四厅，被革办的竟有一府三县一厅的长官，这无疑表明了丁日昌整顿台湾吏治的决心和魄力。长期的地方官生涯使丁日昌深知“尤为民累者莫如杂饷吏役籍此勒索横征，穷民苦累实甚”，“输于官者十，取于民者百”，所以丁日昌决心将“所有港潭等项杂饷均应豁免以除民累”[6]。这样就缓和了当地的阶级矛盾，有利官民一致对敌。
刘铭传着眼于增强台湾防务实力，大力推进与防务建设有关的近代化建设。刘铭传非常重视军事设施的建设。他强调“海防以船为命，无师船即无海防，各国皆然，中国岂能独缓”[7]。 因此，添购兵轮便成了当务之急，刘铭传赴台后多方筹款，相继购买了“威利”号、“威定”号、“南通”号、“北达”号、“前美”号、“川如”号等兵轮。同时，为加强防守，刘铭传又主持改建了沿海各炮台，但除了要有坚实的炮台，“尤须炮利”，因此他主张筹购和自造大批枪炮，以节省经费。到光绪十四年，澎湖、基隆、沪尾、安平、旗后5海口共造炮台10座，并且配备英制阿马士庄大炮31尊，还配置了水雷。此外，刘铭传又在台北建造军械机器局，创办了台湾第一个军事工业。又在大隆同设立火药局，以淡水所产的硫磺为原料制造火药，在基隆和沪尾两地设立水雷和水雷营，制造和安设水雷。至此台湾自制枪炮使台湾的军需基本上达到了自给自足，从而极大地充实和加强了台湾的防务力量。
（二）军事部署——丁日昌重台北，刘铭传重澎湖
台南平原开发较早，自古以来就是台湾的农业中心，人口密集，台湾府城也设在台南。而自从鸡笼开为通商口岸以来，因港口深宽远远优于台南安平港，煤矿的开发，工商业的兴旺，使台北地区形成新的政治、经济中心。丁日昌卓有远见的看到“台湾矿利皆聚于台北”，又看到“外人心目所注亦在台北”“鸡笼口岸宽稳，可泊大号兵船，又有煤炭可资船用”，且“有险可守，实扼全台形胜”[8]，在他的努力下，清政府改设台北为府治。丁日昌以台北为中心加强炮台，整军练兵，定下重点防守台北地区的台防方略。
而刘铭传则把设防的重点放在澎湖。他认为:“全台各海口，大甲以南至凤山，沙线辽澎湖阔，兵船不能拢岸，远隔四五十里，近亦二三十里，设防较易。而大甲以北，新竹一带海口纷歧，直至宜兰，至远不过三五里。基隆、沪尾虽能停泊兵轮，尚多山险，如有水雷巨炮，设防尚有余力。惟新竹沿海平沙，后垄中港皆可出入3号兵船，地势平衍，全恃兵力，颇难着手，然犹较胜于澎湖。[9]”因此澎湖 “不独为全台之门户，亦为南北洋之关键”，“欲守台湾，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先保澎湖。[10]” 为此，他令台军精锐驻守在澎湖，将守将衔由副将提升为总兵；并将台湾当时仅有的一艘“海镜”号兵舰专供澎湖驻军差遣，以加强海上防御力量；又增设炮台4座，配备利炮；他还在澎湖妈宫依山凭海处构筑城堰，等等。这一系列防务建设，大大地增强了澎湖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丁日昌建设台防的基础上，刘铭传基本上建起了陆地、海口、海上相结合的近代化防御体系，这不但加强了台湾防务的稳固性，也使台湾的防御空间大大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