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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开发——丁倡导屯垦、发展农业，刘倡导工商、兴办实业
丁日昌治台伊始，因为历经多年战乱，百废待兴，列强倾销工业品、毒品又掠夺去大量财富，加之从中央到地方不少大员对台湾的轻视，台湾的财力已极度匮乏，使得丁日昌的台防规划举步文艰。他深知“固台防必练兵，欲练兵必先裕饷，筹款于内地利有时竭，不如辟饷源于台湾，利可无穷”[11]。他用屯垦解决就地募兵征粮问题。他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地设招垦局，鼓励携眷移民，抵台后助以牛犁房舍田亩，数年间台湾人口、垦地、粮产都大大增加。近代化海防建设需要巨额投资，丁日昌则大力提倡开发矿业、林业，以及樟脑、茶、甘蔗等经济作物来解决。在他大力扶植下，台湾当地经济蓬勃发展。台湾抚垦总局帮办林文源以协助丁日昌屯垦起家，又得专卖全台樟脑大利而富甲一方，仅一次赈灾捐款就拿出一百万银元！台湾开发和经济发展程度，可见一斑。丁日昌及早抓紧台湾经济建设，树立“以台民台力守台防”的战略思想，使台湾一旦独立抗敌时能有深厚的民间经济为基础。后来的抗法保台和乙未抗日都证明了这一预见性。
中国社会长期以农业立国，久而久之形成的重农抑商的观念，工商业被视为“末业”，致使中国商品经济数千年未有变局。而刘铭传则强调“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先经商”，并指出：“商即民也，商务即民业。经商爱民之实政也。”刘铭传在台湾竭力推行这种政策。他说：“举凡丝茶纺织垦矿制造诸大端，广集商股，广筹资本，妥议商防损章程，各就所能，分途认办，银钱出入，商自主持，官但察其赢亏，护其艰阻，内地办理得宜，然后推之边省。[12]”在他任台湾巡抚第二年，就开始把这种重商的思想付诸实践。在刘铭传任期的七年内，工矿企业兴办了十几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基隆煤矿。此外，他还相继开发了许多小煤矿，发展邮政电讯事业，续修铁路、开发水上交通，这些都体现了刘铭传“工商立国”的新思想。由于农、商、实业的蒸蒸日上，至乙未割台前，台湾已成为中国近代化最进步的省份。
三、差异存在的原因
诚然，丁日昌与刘铭传都是台湾近代化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治台政策也多有相似之处，但是无论从办理台防的规模还是近代化发展的成绩，丁日昌都是无法与刘铭传相比的，这不但是因为特殊的背景形势，也还于二人的治台思想与个人经历有关。
（一）背景形势不同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被高山族人杀害的事件，武力侵台。苟安软弱清政府被迫签订《台事专条》。列强，尤其是日本觊觎台湾，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加强台湾防务已经刻不容缓。故而，丁日昌在就任福建巡抚后，不顾疾病，赴台视事。在这样的背景下，办理台防必然是头等大事，而且无论是其整饬吏治，还是开发台湾都是为了办理台湾防务而服务的。
而刘铭传于1884年赴台督办军务，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坚守八月有余，使“孤岛卒存”，因此他对台湾的防务有更深刻的体会和更清醒的认识。中法战争结束后，台湾却获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且1885年清政府于台湾建省，任命刘铭传为台湾巡抚，专治台湾，使得刘铭传能够有条件系统而全面的筹划台湾的防务和建设。
（二）任职情况不同
丁日昌治理台湾，前后不过三年，且是以福建巡抚的身份，至于亲自巡台，更是只有短短五个月，来去匆匆。想要在这样的短的时间内，进行充足的防务建设和经济开发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他还要关注福建事务，力有不逮，这就决定了丁日昌的治台措施的核心必然是安定岛内局势，帮助军民克服岛上种种困难，为可能发生的入侵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