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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金庸小说的历史大背景多放置在宋、明、清，这个时期正是宋明理学兴盛的时期，也是对人性最为压抑的时期。宋明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于人性一向持乐观态度，主张人力亲为，人要达到一种理想的境界，必须经历自身努力和后天教化；虽然也强调人与天的关系，以天为人的主宰，但还是突出在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君子精神。到了宋朝理学，强调了人伦，压抑了人性，认为离开人伦的根基，人性就不存在。
人性的表现途径之一就是爱情。人性受到压抑，爱情自然就会萎缩。金庸将故事的发生背景设置在理学兴盛的时代，自然不能够突破时代的限制而以现代文化为参照对爱情本身进行夸张化的书写。
相对于男性，女性大多自愿臣服，若是因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那么男性在爱情方面对女性所采取的种种做法则是人性压抑的结果。传统文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的自我实现的四个阶段，但无论哪一个阶段，人的自我价值都无法体现出来，或者说要以社会实现为证。即使是修身，也是为社会实现做基础。对于男性来说，事业永远大于爱情。在这方面，郭靖当数典型代表。他一生都以国事为先，为国为民，彰显君子要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把自己与黄蓉的儿女私情放在了第二位。人性的自我压抑使他们的爱情蒙上了一层传统色彩。
陈家洛放弃了霍青桐，选择了喀丝丽，相对于霍青桐的“太能干”，喀丝丽的“柔弱碧玉”更符合陈家洛的爱情观。出于“齐家”的考虑，陈家洛的选择代表了人性压抑下男性的共同行为。同时，他还表现了男性无意识中对女性的恐惧，承担起保护女人的角色，既是对伦理道德的遵循，也是男性意识的体现。也因此，那些柔弱的女子更受男性的青睐。
杨过与小龙女的“师徒恋”在传统爱情中绝对是个异数，违背人伦道德。两人之间由相识、误会到最终走在一起，一路坎坷，令人感动不已。在这一过程中，杨过在长大、成熟，主要的就是他在这十751年里从一个小无赖转变为神雕大侠，除恶扶贫，并且以个人的智勇双全灭蒙古先锋，烧蒙古大军粮草火药，升华为民族英雄。君子当以天下为己任，君子当以成就一番霸业为目标。于是，与小龙女十751年的分离就显的合乎常理。与守候爱情比起来，“民族英雄”要有价值得多。在“民族英雄”面前，小龙女的牺牲与付出合情合理，甚至来说，有些值得。戏曲故事中王宝钏寒窑十八年苦等丈夫薛丁山的归来不就成为佳话吗？在这方面，金庸小说的传统性也就更明显地表现出来。
（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命运
金庸笔下的人物都是江湖中人，侠客们的爱情也在种种冲突与斗争中无奈的交织着，江湖世界，恩怨情仇，是个无法摆脱的宿命。侠客们的人生经历使他们无法按常理出牌，他们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潇洒，门派纷争，家族恩怨，感情纠葛，复杂的人生是他们的宿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表明的就是侠客们命运的不自由。
中国传统思想里，儒、释、道三家都持有一定的命运观，无论是天命、因果，还是自然命定，都可以合理的解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其间存在必然因素，也存在偶然因素。金庸笔下的爱情往往同命运纠葛在一起，是命运左右着爱情的走向和结局。
如果爱情同复仇联系在一起，不仅增添了故事的精彩程度，更能够在这一尖锐冲突中看到命运面前爱情的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乔峰、苗若兰皆是如此。阿朱对乔峰的爱，深情可视，“这世上至少有一个敬重你、钦佩你、感激你，愿意永永远远、生生世世，陪在你身边和你一同抵受患难屈辱，艰难困苦”。[9]但是她毅然易容代父，死在自己最深爱的人的手上。若是阿朱不理会乔峰杀段正淳，两人有情人终成眷属，恐怕是整个江湖都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