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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若兰是真的爱胡斐，但胡苗两家的世代恩仇是不允许她爱的。于是矛盾产生了，在家族和爱情之间难以取舍，金庸到此戛然而止。即使金庸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结局，我们依然清晰的感觉到一种悲剧的意，那就是他们的宿命。因此，不得不说，命运的驱使让这一段段爱情只能按着常理走，一切反常似乎在道德上都说不过去，更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和牺牲。杨过和小龙女的“师徒恋”惨遭世人非议，小龙女在女子最美的年华里，经受了谷底寒潭十751年的封禁，杨过在男子要成就一番伟业的年华里，失去了一条臂膀，相爱的两人忍受三别，终究逃不过命运的惩戒，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三、传统性中折射出来的时代性
一部小说得以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定有其价值所在。金庸小说的成功一方面是对传统爱情的再现，另一方面是在传统爱情中注入了时代的因素。金庸以一个现代人的意识和审美标准，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爱情模式，加以取舍，使传统爱情脱胎换骨，散发着时代的魅力。
金庸并不是如实地向读者讲述一个传统的爱情故事，他笔下的女性也不是被动地等待爱情的降临。在某些方面，女性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叛逆性，追求个体生命价值，具有了新时代女性的道。在某种状况下，她们不再只是三从四德，无才无学，相夫教子，以夫为天。她们也可以像男人一样游历山水，山间学武，谈古论今，自主选择。对此，陶慕宁先生说过：“金庸笔下的女性形象，个性激烈，完全没有被男权文化同化成失声的群体。相反，她们在金庸的十五部小说里，构建出了强烈的主体性。”[10]虽然她们在对待爱情时，精神上从未获得过真正的自由，但是这种强烈的主体性也是毋庸置疑的。金庸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在对爱情的态度上，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都散发出时代赋予的生命力。在爱情面前，大胆的追求，自我的选择，不再只是接受而开始抗争，体现了爱情的时代色彩。
（一）对幸福的主动争取
自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爱情面前，女性无选择之权，只能听天由命。从待嫁闺中到出阁的那一天，甚至与丈夫素未谋面。在金庸小说中，我们却看到女性不再是传统的“无才便是德”，谨守礼教，慎守深闺。她们大都可以学就一身武艺，行走江湖，行侠仗义，不让须眉。更多的是可以追求自己的爱情，表现出强烈的时代追求和独立意志。一定程度上，传统性中折射出来的时代性也是很强烈的。
金庸小说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情侣们，像郭靖与黄蓉、令狐冲与任盈盈、张无忌与赵敏，他们都是郎才女貌，两情相悦。但是，他们爱情的圆满，与女方的大胆追求是离不开的。桃花岛主的女儿聪明机灵，鬼灵精怪，喜欢上生性老实憨厚的郭靖，并主动展开对郭靖的爱情追求，并且总是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武功保护着郭靖，最终“击败”与郭靖已有婚约的华筝，得到了郭靖的爱。郡主赵敏为了能和张无忌在一起，放弃了自己的家庭，即使在张无忌与周芷若即将成婚之际仍不放弃对自己爱情的追求。令狐冲得魔教圣姑任盈盈的倾心，愿意追随他放弃一切权利和地位一同笑傲江湖。即使是那些小人物，她们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也格外醒目。瑛姑对爱情逃兵周伯通一生追赶，李莫愁因为陆展元而背叛师门，公孙绿萼即使知道杨过已心有所属，却仍为了杨过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从敢于追求爱情这一方面来看，金庸笔下的女性体现了一种女性意识的觉醒，表现了金庸先生博大的人文关怀精神。
为了幸福而追求，为了爱情而付出，身份、地位都黯然失色，主动的追击在现代女性身上的体现也未必能像黄蓉、赵敏那般深刻。由此可见，金庸小说与现代意识的前瞻性融合颇具时代意义。女性在爱情面前的认识是：臣服不一定会抓住幸福，而突破性的追求不一定得不到幸福，那么，何不为爱“冒险”一次？现代女性意识已渐凸显。陶慕宁先生都说“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在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方面确实达到了相当程度的自由”。[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