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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命运的决绝抗争
中国古代社会礼教严苛，男女爱情上更是讲究“发乎情，止乎礼”。尤其是对女性来说，矜持是必备的品德，过了“礼”的度就是不检点，就是淫乱。在婚恋方面，年轻男女遵循着家庭的安排，在这方面，女性受到的约束更甚。这都是传统礼教对女性的偏见，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没有任何自由而言。社会意识所规定的女性都是以柔弱为特征，对男人俯首帖耳，女性只能按照男性的话语霸权来定位自己，可以是贤妻，可以是良母，唯独没有自己。这个规定一旦被打破，女性在爱情这条路上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而金庸在其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大都发出了抗争的呼声，对命运不再是逆来顺受，而是开始了自己不同形式的反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属赤练仙子李莫愁，她本是一个温柔貌美的女子，为了自己的爱情不惜背叛师门，却一生都困在一个“情”字上。她对陆展元爱的痴，爱的狂，而她的爱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她爱的人不再爱自己，成了移情别恋的“负心汉”。于是，她心性大变，开始了狂魔般的报复，成为杀人无数的女魔头。她的爱畸形的演变为对世人的恨，她对爱情的抗争是极端了点——也许爱到极致，便真的就是恨了。这是一种火山爆发式的反抗，其爱诚诚，其恨也纷纷。这种反抗不由得令人想起西方美狄亚面对丈夫的移情别恋展开的惨烈反抗与抱复，可见，女性的反抗没有国界，女性意识已经觉醒。
马夫人、李秋水、天山童姥，甚至是周芷若，她们原本都是温柔贤淑的女子，也都是因为一个“情”字，而心性大变。这完全是一种对命运抗争的形式，不甘心默默接受命运给自己的结局，以这样一种不被常人接受的方式表达着心中的愤怒。也许真的是“情字误人，爱字害人”，她们放不下，于是抗争着。这种抗争尽管可在道德上加以指责，但联系到传统礼教对女性的束缚，这种反抗无疑是女性追求自我幸福最直接的方式。“只要人类社会男性和女性还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那么尽管男权中心设置了重重文化障碍，‘女性反抗男性’的中心题旨仍然会不断涌现。”[11]
（三）对自我的自由追求
中国传统社会讲究三纲五常，伦理纲常就是“本”。人的自我性无处体现，也不允许过分体现。在亲人关系上过分自我，那就是不孝；在君臣关系上过分自我，那就是不忠；在朋友关系上过分自我，那就是不义。人就应该顺应天命，遵从伦理道德，尊卑分明，否则就该糟世人唾弃。特别是在江湖世界里，门派纷争，爱恨情仇，没有一套固定的明文律法来规范它的有序发展，那么道德规范就显得更为重要，对于江湖人物来说，就是遵循着“义”的道德逻辑。对于江湖中的侠客而言“有情有义”是必备的，但“情义”不能越“礼”，不能过分自我，也就是不能自决自由。泰勒曾说过，“自决自由，指当我自己觉得什么东西与我有关，而不是被外部影响所左右的时候，我才是自由的，我不受他人的干涉，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情自决自由要求我们打破所有外部藩篱的禁锢，独自作出决定”。[12]显然，在中国古代社会，礼教与自决自由相冲突是必然的。
金庸却在他的小说中潜意识里注入了一些鲜活的时代气息，让处在爱情纠葛的男女主人公身上都多多少少有了一种自我的现代精神。杨过的狂，狂的够自我。中国传统观念里，师生本就不能相恋，即使是现代仍有这样的观念，更何况在宋明理学兴盛的古代。那么杨过与小龙女自我的相恋就是一种反叛，虽然他们历经三次别离，十751年黯然销魂的等待，最终在殉情而结时柳暗花明。金庸给了他们一个心酸的终场，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个自我的代价是无法言喻的，或许只有为爱付出的杨过和小龙女明白。